公元234年，蜀汉面临着一次重大危机。这次危机的原因是丞相诸葛亮在前线军中去世。一面是前线战争并没有结束，魏军雄兵虎视；一面是诸葛亮死后谁来接班。

　　本来魏延是久征沙场的大将，兼有谋略，完全可以继承武侯遗志，无需班师回国，但他秉性刚直，不能服人，尤其是杨仪与他素有过节；而杨仪自恃有才且功高，也不会服魏延，用心辅佐，这样势必导致文武不和，国将危矣。最终，诸葛亮在去世前选定远在成都的蒋琬作为接班人。

　　那么，诸葛亮为什么选择蒋琬呢？他在三国的读者眼中名气远不如姜维。

　　因为蒋琬有度量，能容人。

　　作为一国之宰相中枢，首先必须得容人。容人方能服众。抛开姜维资历太浅不说，姜维亦不能容人，故诸葛亮并没有考虑他。

　　诸葛亮这一选择没有错，他死后，蜀国震动，但蒋琬既没有悲痛欲绝的样子，也没有高兴的神色，神情举止，和平日一样镇静，这样一来，逐渐平服了大家的心。

　　杨仪自认为无论是仕宦资历还是才干都要优于蒋琬，且平定魏延功高盖世，不想如今却位居蒋琬之下，深恨之余，口出怨言，对另一位大臣费祎说：“丞相初亡之时，我要是将全军投降魏国，怎么可能会如此寂寞啊！”后主刘禅听后大怒，命令将杨仪下狱勘问之后斩之。蒋琬赶紧出来求情：“杨仪虽然有罪，但念他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，不能杀啊，可废为庶人。”狷狭自私的杨仪这才真正明白诸葛亮选择蒋琬的原因。

　　那么，蒋琬的度量是怎么养成的呢？

　　一是心中有数。

　　一次农官杨敏私下说蒋琬“作事愦愦，诚非及前人”。有人将这话汇报给了蒋琬，负责正风执法的官员要治杨敏之罪，蒋琬却平静地说：“我确实不如前人，杨敏哪有什么罪呢。”又感叹道：“普天下人，都知道诸葛丞相神武赫然，威震八方，功盖寰宇，我怎能比得及他？我本无丞相之能，却任丞相之职，身居高位，怎么会事事处置得都得当？处事不当，那自然就是老糊涂啊，他骂得没错。”

　　可以说，正是缘于能认清自己，对自己有一个客观评价，蒋琬才能做到责己宽人。

　　二是心中有忠。

　　蒋琬担任录尚书事（丞相）掌握朝政军政12年，为蜀汉存兴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这期间他和后主刘禅君臣融融，上下相得。蒋琬统揽国事时，刘禅当皇帝已有十二年，没有了诸葛亮那种威望极高的大臣，刘禅早就可以自己做主了。但他对蒋琬、费祎这两位执政大臣仍然十分尊重。二人虽然身在外地，但朝中庆赏刑威，后主都遥先咨断，然后乃行，可见后主对蒋琬等人的信任。这种信任当然源于蒋琬心中有忠。蒋琬出师汉中六年，空费钱粮，师劳无功，引起了各方非议。后主刘禅遣尚书令费祎、中监军姜维等前来查问，蒋琬上疏承认自己无能，又因为生病规划无方。对于这样居大位而谦卑诚实的人，皇帝怎能不放心？也印证了诸葛亮生前的评价：“蒋琬，社稷之器，非百里之才也。其为政以安民为本，不以修饰为先。”

　　三是心中有公。

　　蒋琬能容人，最根本在于他心中有公。他与费祎和衷共济，培养重用姜维，都是为了蜀国安宁。

　　东曹掾杨戏“素性简略”，为人坦诚直爽，与人言谈时，从不随声附和，更不肯信口予以褒贬，即使对上司也不愿曲意逢迎。蒋琬与他谈话，他常常默然不予应答。侍卫单镐向蒋琬进言：“您身为大司马，位崇言尊，连后主也要谦让几分，而府中杨戏官不大，架子却不小，竟然连您讲话也爱理不理。对这种傲慢无礼之官，若不治罪，岂不过于宽容？”

　　蒋琬听了，耐心地解释说：“人的思想不同，正如每个人的面目长相不同一样，当面表示顺从，一味奉承，而背后又说反对的话，这才是古人所告诫的。杨戏这个人，我是了解他的，他从不违心地恭维别人。我说的话，也不可能句句在理，他要赞许我吧，不是他的本心；要反对我吧，又怕我难堪。所以他就默默不语了，这正是他的耿直之处。而我正是从中觉察到自己的不足，这有何不好呢？为何要治他的罪呢？”

　　蒋琬之雅量如此，不仅在于他能够听进批评，而且在于善解人意，这一切都是站在为公的立场上，不是那种“一事当前，先替自己打算”之辈。

　　后来，杨敏因为直言被后主打入牢狱，众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，谁知蒋琬依法秉公处理，使他得免重罪，并说：“敢于直言参政的人，正是我求之不得的！”

　　蒋琬宽厚容人的胸怀就来自于这“三有”。对待“三杨”他能够做到“三容”：容人之言，容人之过，容人之异，正是公正无私的体现，一个人处事只有心中有君、心中有公，看人只有看优点看主流，才能做到容人服众。（刘绪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