知行关系的问题，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从先秦到当代，中国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，主要争论的焦点是知与行的先后、轻重、难易等问题。其中，在必须“行其所知”这一观点上却是一致的，原因是中国思想的泛道德主义。而在我看来，中国思想泛道德主义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，因此，中国的世俗统治阶层及其知识分子（主要是儒家学者）就承担了中国社会道德楷模的责任。

　　中国历来对知行关系的争论范围很广泛，过程很复杂。老子区别“为学”与“为道”，提出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的认识方法；孔子承认有“生而知之”者，但强调“学而知之”；朱熹主张知难行易、知先行后，强调知的作用；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，否定知与行的界限；王夫之认为行先知后，行可兼知，强调行的作用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，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。

　　我认为，大概有三种观点，第一种认为先知后行，知在行前，因知进行；第二种认为先行后知，行在知前，由行致知；第三种认为知行合一，否认知与行的界限。承认第一种观点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；承认第二种观点容易犯经验主义错误；第三种观点固然很好，但它一方面认为人可以掌握绝对真理，另一方面有唯心主义的嫌疑，所以仍有缺陷。

　　为什么人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呢？因为人不是神，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。我们的认识受限于自己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，我们对事情的反馈也不是及时的、全面的、正确的，我们的能力更是很有限的。所以我们只能掌握暂时正确的相对真理，我们或许可能无限接近绝对真理，但是永远不会真正达到绝对真理。

　　为什么我们要抛弃唯心主义世界观，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呢？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立足于现实的客观的物质世界的，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，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。诚然，唯心主义那一套对于修心是很有帮助的，但它不可能用于指导我们在世俗中的事业。所以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知行观指导我们的事业。

　　毛主席的知行观主要表述在《实践论》、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、《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》、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、《反对党八股》、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》等著作中。

　　毛主席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知行观进行了科学的总结，真正解决了知与行的问题。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飞跃理论，即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，认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。他强调主观和客观、理论和实践、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，反对一切离开历史的“左”的和右的错误思想。他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，包括实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，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。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，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。毛主席的知行观集中表现在下面这段话中，由于特别重要，所以全文抄录如下：“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，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。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，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。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，这种形式，循环往复以致无穷，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，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。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，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。”

　　我在几年前为了解决知行关系的问题为自己总结了如下的座右铭：“不断学习，不断实践，不断超越。”现在看来基本上符合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，只是因为有了正确的理论依据而丰富了其内涵。（杨健）